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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评判古籍善本价值的标准
1、文献价值 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作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的价值更高。
3、艺术价值 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 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 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版书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二、各种古籍善本的市场价格
近年来，我国古籍善本在拍卖市场上行情十分走俏，价格不断向上攀升。如一册《唐人写经遗墨》以88万元成交，《续华严经疏》以40万元成交，《四库全书珍本》以29万元成交，明代版《陀罗尼经》成交价9万元，清乾隆年间《汪由敦诗翰》成交价1.65万元，民国版《朱拓千叶莲花造像》成交价0.55万元等等，可见古籍善本近年来已成为拍卖会的重头戏，购买者十分踊跃。古籍善本现已成为收藏家们苦苦追求的收藏精品。
目前，市场上的古籍善本价格还在不断攀升，特别是宋版书或更早的古籍涨幅更是惊人，眼下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页品相上好的宋版书市场价大致在1 万元左右，换句话说，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100万元左右。由于宋版书十分珍稀，其市场价格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元版书市场价与宋版书相差不是很大，市场价也随着宋版书的上扬而升值。明版书市场价要比宋版书低不少，其价格目前还比较平稳，但明版书要比以后的清版书的价格昂贵。明代初期的版本因流传下来的比较少，所以明初版本的升值潜力千万不可小视。明代中叶及明未的各种版本由于尚有一定的存世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市场价格仍将平稳地维持着原状。清版书由于存世量较大，清中叶及晚清的版本，市场价还不是很高。但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的版本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投资价值。清代图书以木刻为主，晚清时有一部分石印版出现。清代版本尽管目前价格不是很高，但在这部分存世量较大的图书中仍不乏精品善本，这就要看收藏者的识别能力了。此外，民国初期的石印版和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铅印版、影印版虽然不属于很珍贵的古籍善本，但也值得投资者收藏。古籍善本由于近年来在收藏品市场上十分受宠，因而各种伪造的古籍善本也应运而生。
三、古籍善本的几种作伪手法。
1、纸张做旧：纸张是文字的载体，没有纸张就没有书籍，因此判断古籍的真伪，首先要看纸张是否古旧。所以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将纸做旧有两类：一类是“染纸”，包括用糖水，或用栗子壳熬水，或用茶水，或用其它方法等将纸染成黄褐色，也有用烟将水熏黄的，以求使纸显旧色；二类是用“旧纸新印”，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面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张上辨别其为赝本。
2、伪造序跋：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有序跋，叙述重印的原因，序跋后还著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3、伪造名人题跋，藏章印记。
4、伪造牌记：保留旧牌记，挖掉复刻牌记，或挖补，涂改复刻牌记的年代。
5、裁截目录：将原目录裁去部分或全部，使人不知收全该书究竟有多少卷，以便用残本充当全本。
6、利用著录书：有些著录书的记载是错误的，作伪者便故意以此为据来兜售自己制作的伪本。
总之，古籍善本作伪的手法有多种多样，有时只采用一、两种，有时则可能是各种手法混合应用。收藏者在实际辨别时，应该运用自己掌握的学识和有关资料进行全面考察被鉴定的古籍，并可请专家一起鉴定，应注意去伪取真，才能真正做到所购古籍物有所值。
徐邦达与谢稚柳、启功并称书画鉴定三大家，是艺术史界的学术泰斗，享誉海内外的书画鉴定家和著名的书画家。
他的一生更是贯穿于新中国的文物和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全国各大博物馆藏字画的一级品及故宫博物院所藏字画的一、二、三级品及参考品全部经过徐邦达的鉴定。
徐邦达把书画视为一生的挚爱，把鉴定视为技术和品格的考验。他常言“鉴定是一门科学，要实事求是”，不少人曾用重金收买他，希望他指假为真，他皆断然拒绝。
落日的余晖从窗纱间筛过，岁月在他脸庞刻下的痕迹愈渐淡去，眼眸宛如孩童般清澈。这是2010年，再过几日，7月7日，就是他的百岁寿诞。
喜庆的时刻还未来临，鲜花早已堆满整间屋子，徐邦达静静地躺着。“邦达，你要过100岁生日啦！”他的夫人滕芳不时俯下身来，亲吻他的额头。徐邦达却只能用目光追随她，后因呼吸系统手术，他失去了言语和行动的自由。
每一个房间都挂有徐邦达的书画，手书“宁静致远”舒缓冲淡，如同一生的写照。书房内画卷铺陈，书案上厚厚的呢毡上毛笔墨痕宛然，仿佛主人刚刚还在泼墨挥毫，谈古论今。
“他是‘国宝’”
《高呼与可》、《出师颂》是故宫博物院的镇院之宝。而这些绝代佳作，正是因为徐邦达的慧眼，才从故纸堆中重见天日。
1950年，徐邦达被调到中央文化部文物局（今国家文物局）任文物处业务秘书。这个时期，经徐邦达等专家鉴定留下来的数千件古书画作品，后来均拨交给了故宫博物院，成为该院古书画庋藏中的基本藏品。
新中国初创时，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仅是昔日紫禁城藏品的十分之一。为使故宫博物院绘画馆藏品尽快丰富起来，徐邦达与同事踏访全国80%以上的县城。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的画作传世甚少，仅存的几幅画卷皆为皇室收藏，《水村图》就是其一。1953年的一天，徐邦达无意间发现了《水村图》的线索，并一直查到东北一个叫做大栗子沟的地方，他委托当地文物机构代为买下，确认无误后由国家购回并收藏。就这样，在短短数年间徐邦达发掘和抢救了3700件书画。
“文革”期间，徐邦达总结多年来从事古书画鉴定的经验体会，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古书画鉴定概论》的初稿。“文革”结束后，徐邦达重返故宫博物院，想到的第一件事还是为国家鉴考征集古书画作品。1983年，国务院委托国家文物局甄别各地文博单位所收藏的历代书画，徐邦达等人历时数年完成这项重任，并承担培养后学之责。20世纪80年代以后，徐邦达多次出访欧洲和北美，考察海外流失中国书画并与国外专家进行学术交流。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将徐邦达称为中国艺术的“国宝”：他将文献考据与图像有机结合起来，系统地建立了古代书画的鉴定标尺，真实地还原了中国书画史的发展脉络。“而更重要的是，徐邦达是将古书画鉴定与研究科学结合的第一人，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研究者和古书画鉴定家，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说。
雅号“徐半尺”
在中国古文物的鉴定当中，古书画是公认最难的一门。“即便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也还未能找到一种鉴定书画作品、万无一失的科学手段，只能依靠传统方法，凭借鉴赏家的经验和眼力。”李文儒说。
20世纪30年代，徐邦达发现乾隆皇帝曾经御笔亲题为真品的《富春山居图》实为赝品。《富春山居图》是元代著名书画家黄公望的一幅名作。乾隆年间，一幅《富春山居图》被收藏进宫，乾隆对此画大加叹赏，谁料这幅画竟是伪作。后来真画进了宫，乾隆觉得颜面无光，便在真画上题字示伪，故意颠倒是非。20世纪30年代，徐邦达看到了这两幅《富春山居图》，经过仔细考证，他推翻了定论，还历史以真实面目。这样的发现还有很多，郭熙的《溪山行旅图》、黄公望的《雪夜访戴图》、元王渊桃竹锦鸡图轴都是他在故纸堆中寻到的宝贝。
作为传统鉴定方法的集大成者，徐邦达有着一双“赏鉴家的慧眼”。几十年前在哪儿见到过的书画，几十年后再见时，徐邦达依然记忆犹新。有人认为这种非凡的记忆力是天赋，可他自己认为“只在用心”。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资料烂熟于心，才有古书画作品过目不忘，鉴定时的得心应手。
徐邦达把古书画的鉴定析为“鉴”与“考”两个概念。“鉴”即是通过众多的作品相互比较，进行目力检测，推知真伪。“对于大量存世的明清时代的书画，目鉴尤为重要。但要达到目鉴的准确性，鉴赏者非见之众多不可。”他的弟子、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说。但是，对于时代较远或是某些难于明了的书画，需要广为搜集有关文献和其他旁证材料，详加审订考据，方才得以明辨是非。“徐先生博闻强识，每对一件疑难作品进行考据时，爬罗剔抉，条分缕析，其所论所断，使人折服。”杨新说。
几十年前在哪儿见到过的书画,几十年后再见时,徐邦达依然记忆犹新。70岁时,一次徐邦达在看两个手卷时,只从装手卷的两个盒子上,便知那一字一画是董其昌的作品,题目、内容,几十年前在哪儿见过,如数家珍。另一次,助手尹光华先生在帮徐邦达整理《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时,无论哪部古手卷后的题跋和某位画家的某张画,只要将题跋和题的人的名字组合起来,他都能知道是宋代某人的画或元代某人的画。
甚至有的书画卷刚打开半尺,徐邦达就已经说出了与此画有关的一切,以致人们送给他一个“徐半尺”的雅号。一次,一位来访者将画轴徐徐展开,刚看到一片竹叶的梢头,徐老便脱口而出:“李方膺!”画轴展开,果然是“扬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作品。
徐邦达虽不善言辞,但话题一涉及书画便滔滔不绝。历代知名书画家年谱、名作、笔法风格等早就烂熟于心中。徐邦达的渊博学识仿佛一部中国古代书画史尽在胸襟。凡经他鉴定的作品,总是旁征博引,一一列出依据。一次徐邦达在南京金陵饭店,有人拿来一嵌在镜框中的扇面,请他鉴定。这是一幅金本的山水扇面,落款为已巳年张宏。凝神片刻,徐邦达说:“这是张君度(张宏字君度)画的,此为其早期作品。他是位高寿的画家,活了90多岁,生活在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跨两个朝代。《明画录》说他‘工山水,笔意古拙,墨法湿润’。”
“鉴定是一门科学。”徐邦达常说。在他看来，书画鉴定不仅需要通古博今的才智，更需要实事求是的品格。不少人曾用重金收买他，希望他指假为真，换取暴利，他皆断然拒绝，“现在艺术品市场上鱼龙混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鉴定家、研究者缺乏实事求是的品格和坚持真理的精神，在这一点上，徐邦达尤其值得我们学习。”李文儒说。
“入骨两百分”
据滕芳回忆，“我们常说爱到入骨三分，但是徐邦达对艺术是爱到入骨两百分，甚至连做梦都离不开字画。”
20世纪80年代，艺术品市场日渐活跃，许多古书画佳品被送进了拍卖行。徐邦达对此忧心忡忡，担心文物珍品通过拍卖的渠道“合理合法”地流失。一次，他得知曾流失民间的“清代四僧”之一石涛的《高呼与可》要上市拍卖，便四处游说，希望国家出资买下这一珍品。
恰巧那些天，滕芳正要见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希望政府能为他们的“斗室”想想办法。徐邦达得知，对着滕芳又是哀求又是作揖，拜托她“莫提住房，只提希望政府想办法收购《高呼与可》。”
第二天，徐邦达进门就谈购买《高呼与可》的事：“新中国初期，国家经济比现在困难得多，但仍拨出巨款将‘三希堂’珍藏的三部稀世字帖中的两部买了回来。现在我们更有能力抢救文物。”李瑞环当即表示《高呼与可》应该由国家购买，徐邦达的一颗心才终于落到了肚子里，出了门他拉着滕芳兴奋地说：“我替故宫谢谢你了！”
“徐邦达总是说，没有***，就没有徐邦达。他这句话是发自肺腑，为新中国鞠躬尽瘁，他一往而情深。”滕芳说，“今天，在他的生命将要走到一百岁这个高峰时，我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
徐邦达慧眼识王渊
1982年6月5日，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古画鉴定的权威专家徐邦达先生驱车来到太原市解放路山西省文物商店鉴定书画。他对每件书画藏品都看得非常认真、仔细，惟恐漏掉一帧佳作。当女保管员从库房里取出一幅用报纸包裹的画时，他轻轻地打开一看，见是一帧残损得十分厉害的绢画；稍一不留神，手碰着就会碎裂。徐邦达小心翼翼地慢慢展开，蓦然兴奋而惊喜地叫道：“啊！这是元代著名画家王渊的画，他的作品流传下来的很少。”他有点不放心，生怕看走了眼，又仔细审视这幅画的内容、笔法、墨色、题跋、图章、质地，翻来覆去，端详了一遍又一遍，最后肯定地说：“是王渊的画，这是国宝，连故宫博物院也很少有。我建议，现在立即封存起来，从此不要再让任何人看了，因为年陈月久，质地太酥脆了，看一次就会损坏一次。请速派人送故宫博物院揭裱、装帧！”在场的人都被徐邦达的情绪所感染而激动、欣喜，也为其认真负责的精神和高超的鉴定技艺所倾倒。商店的工作人员介绍说：“这幅画是70年代中后期从民间收购得来的，因为损坏严重，没有认真鉴定和引起重视，未把它列为珍品，进行揭裱保护。今天经徐先生鉴定是王渊的精品，我们一定要列为特藏，悉心保护。”沉寂多年的元代绘画珍品终于重见天日。王渊，字若水，号澹轩，杭州人，从小受教于赵孟頫，他的山水师从北宋郭熙，人物师从唐人笔法，花鸟则师从五代黄荃，又善于融会贯通，自辟蹊径。这幅元王渊桃竹锦鸡图轴意境深幽，笔力沉稳，桃竹用双笔勾成，湖石用皴擦而成，虽未加一点颜色，却满幅墨分五彩，天机溢发，光彩照人。作者在绘制中将山水画、花鸟画融为一体；既有工笔画的精致，又有写意画的气韵，显示了深厚的艺术功力。画面右下部的题款为：“至正三年冬腊钱塘若水为仲华良友画。”此画现已列为山西省博物馆的特藏品，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展示在世人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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